线上配资平台并一度掌控了清华大学的半壁江山

原题

因揭发林彪立功的林豆豆

为何遭遇“不公正”待遇？

徐焰《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》摘录

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

摘要自她提及“毛主席身边亦存有叶群之流”后，其境遇急转直下，身份从“九一三”事件的“功臣”沦为了林彪留下的“钉子”，待遇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专案组对她的态度愈发恶劣，看管措施亦日益加强，从原先的“贵宾级”伙食标准降至“小灶”，继而又降至“中灶”，最终沦为“大灶”。同时，她的居住条件也日渐恶化。

林彪家族成员，自左至右依次为林豆豆、叶群、林彪本人，以及林立果。

（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在北戴河匆忙逃离后，毛泽东考虑到仍在北京的黄、吴、李、邱等人均为资深革命者，便给予他们一个主动坦白的机遇。毕竟，这些人曾是老红军，为革命事业立下赫赫战功。而对于那些与林立果关系密切且随其行动的人，则需尽早采取相应措施。

自9月13日至18日，中央专案组已对空军政治部相关人员实施拘押。党委书记江腾蛟、空军副参谋长王飞、胡萍，以及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等人。遵照周恩来同志的命令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派副司令员肖永银火速前往上海。抵达后，肖永银同志聆听了相关报告，审阅了文件资料，随即对空四军政委王维国、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进行了拘留。

林豆豆、李作鹏、董其采

林彪身边的部分亲属及昔日部属，纵然未曾涉足任何阴谋勾当，亦在彼时遭受了波及。尽管林彪集团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推行了株连九族的恶劣行径，然而，对待林彪无辜的亲属与部下采取此等手段，亦属不当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党中央重拾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与林彪政变阴谋无涉的人员，其政策终于得以妥善落实。

林立衡，即林豆豆，其遭遇在这类人中颇具代表性。在“九一三”事件后的大约一周，她和未婚夫张清林从北戴河被转移至北京玉泉山，随后又被安置至北京卫戍区某师的师部驻地，自此开始了专案组的审查。负责此案的是8341部队的女干部谢静宜，她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曾炮制出诸多所谓的“经验”，并一度掌控了清华大学的半壁江山。然而，随着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她也随之被捕。谢静宜起初主要要求林立衡交代的问题，集中在林彪与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周恩来以及诸位老帅之间的关联。

文革初，林立衡向毛行军礼。

在9月18日，中共中央首次就林彪出逃一事向党内发布文件的同时，也对林立衡的举报行为给予了肯定。起初，她在接受审查时坚决不交代任何问题，但在遭受连续批判后，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，开始大量“交代”林彪曾对毛泽东主席的某些言论进行诋毁。这些材料提交上去后，专案组受到了责难，而林立衡也自然成为了批判的焦点，被指责有意“散布毒素”，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。

最初，专案组对她尚保持一定的礼貌，所提供的饮食条件也较为优渥。然而，随着她长时间坚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、林立果所劫持，并在提及“毛主席身边亦存在叶群这类人物”之后，她的境遇开始急转直下。身份从“九一三”事件的“功臣”沦为了“林彪遗留的隐患”，待遇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吴法宪、林豆豆、叶群、林立果

专案组对她态度的转变愈发恶劣，监管措施亦随之加强，其饮食标准亦由原先的“贵宾级”骤降至“小灶”，继而演变为“中灶”，最终降至“大灶”。她的居住环境亦日渐恶化，身体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害。

面临此情势，林立衡致信毛泽东，恳请进行面谈。毛泽东将此信转交给周恩来处理。1972年8月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林立衡进行了一次谈话，然而并非她所要求的“个别谈话”，而是扩大范围的集体交流，与会者还包括汪东兴、纪登奎、李德生、张才千、田维新、杨德中以及谢静宜等。显而易见，周恩来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亦面临诸多挑战。此次会面最终决定，林立衡将返回空军“参与活动”。在谈话结束之际，周恩来与她握手道别。

文革初，林立衡与周恩来在城楼上。

林立衡自回归空军后，暂居于招待所之中，然而专案组成员依旧对她严密监控。1974年，“四人帮”发起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林立衡不幸再次被捕，并险些以身殉命。面对重重困境，她不得已再次致信毛泽东。当年7月31日，毛泽东接获此信后随即作出批示：“撤销对林立衡的看管，准许她与张清林恢复联系，并明确指出她与反党分子有所区别。”中央政治局亦作出决议，安排她前往农场从事劳动，同时将张清林调至空军任职。

遵照既定指示，空军组织部门作出决定，正式“批准”林张夫妇的婚姻。次年十月，林立衡接获转业安排，然而转业文件中亦明确指出：“应恢复党籍、恢复真名，并安排适当领导职务，鼓励大胆开展工作。”

部队针对林立衡转业地点提出了三个候选：郑州、开封与孝感。彼时，邓小平正主持中央事务，他在这三大候选中选中了郑州，此地为交通枢纽，亦是规模最大的城市。这一选择，亦从侧面映射出邓小平待人的厚道与包容，即便他本人曾遭受林彪的不公对待。

林立衡抵达郑州后，于一家汽车厂担任副科级革委会副主任。1976年5月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展开，鉴于她系邓小平指定调入郑州的人员，不幸成为“城门失火”的池鱼，被指责为翻案风的余孽，其革委会副主任的职位因此被剥夺，被迫下放至车间担任工人。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随着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，林立衡的问题直接受到中央的关注，并在1980年代被调回北京，重新得到了工作安排。

林豆豆（1980年代）

客观审视历史，1970年代在处理林彪事件的过程中，固然存在冤屈与过激行为，但也不应忽视，彼时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那种狂热现象，如殴打、戴高帽乃至任意残害他人，已经逐渐平息。毛泽东此时已更加注重政策的运用。

回顾“文革”时期，无数老干部、知识分子及其后代惨遭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。相较之下，林立衡的遭遇还算较为幸运。若任由这种“以牙还牙”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，我国是否会沦为无休止斗争的绞肉机？汲取历史教训，构建法治社会，保障人权，推行民主，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，这才是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坚实保障。

1994年，林立衡与丈夫张清林。右一为张宁

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，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逐步复兴，以及国家在立法与司法领域的持续强化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依法审判的必要条件亦逐步成熟。

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、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、江腾蛟。对于已故的犯罪嫌疑人，将不再提起公诉。会议决定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，以对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。

11月2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开庭。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起诉书，列举了林彪、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4大罪状48条罪行。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，对10名被告，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。经过2个月零5天的审理，1981年1月25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：

江青、张春桥被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并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。

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，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

依法对王洪文判处无期徒刑，并剥夺其终身政治权利。

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

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并剥夺其政治权利六年。

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，并剥夺政治权利六年。

李作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，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。

邱会作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，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

江腾蛟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。

自那之后，全国各地的人民法院及军事法院亦陆续对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涉案成员进行了分批审判。

林立衡、罗东进

随后，需补充一句，对于林彪一案的黄、吴、李、邱的处理，与江青一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崛起的罪犯有着本质区别。他们毕竟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建立赫赫战功，且自“九一三”事件后已被监禁长达十年。此次刑罚执行不久，这“四大金刚”便得以保外就医，与家人一同回归了正常生活，这一举措彰显了国家步入法制社会后的健康态势。